事情虽已告落，疑问依然延续。

作为当事人，我经历了此事最完整的过程。在众多的判断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迷失基本的方向，并希望能够建设性地去推进问题的解决。我明了，在这个时候，聚焦在核心问题的解决比单纯的批判来得更为重要；同业的未来保障比个人当下的遭遇更为重要；相关主管部门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有力执行比我们的呐喊更为有力。

在此再次引述自己8月31日所说过的话：无论之后事态如何演化，同行之后还需面对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如何推动法律建设层面，在法律层面上给新闻从业者充分的从业保障，并因为这种权利的充分保证，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二是，如何通过媒体的监督功能，促使企业规范化运营（包括富士康），让现有的法律法规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执行。

于同业，我希望我与王佑的遭遇是第一次，更希望是最后一次。我相信，这并非不可为。只要我们携手，把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解，积极与各界陈述（尤其是相关的法律解释部门），按照法定的途径，获得各界的支持，最终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法定的集体保障。

而这，现在应该才刚刚开始。

于那些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工人们。其实，在我们的报道出来之后，富士康关于加班新的管理规定已经出台。其他如底薪问题，如员工住宿问题，如工作环境问题，与当地社群和谐问题等等，我们依然会关注这些问题，而相关主管部门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无疑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我深知，道德的批判与实质问题的解决有时会存有偏差，如何用力弥合，是我们要面对的命题——这需要我们一起的勇气。

我们不指望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对上述两大核心问题的推进解决，本人会不遗余力。

认清方向，努力推进。为了我们基本的从业保障，也为了众多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感谢各位的支持或批评，我很清楚此事核心问题所在，在上一篇文章之中我也与诸位有过交代。在核心问题的解决层面，我都会尽个人最大之努力，也自信能予诸位圆满之交代。

方向明确之后，具体怎么做至为关键。读史出身的我明白这需要勇气，需要大勇气。而这，许多方面对我来说是新问题，新挑战，也想得到大家建设性的指教。

我所受的教育总提醒我，如何有礼有节、建设性地去解决问题。谢谢大家为我的分担，翁宝定将努力。

许多经过曲折，待事情稍事平息之后，会与诸位做完整之交代。

对我和王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但远非结束。我们可以告诉同业的是，这种针对记者个人，恶意地以诉讼保全方式提出巨额赔偿的媒体纠纷解决方式，在各位同业的支持下，已经被彻底地迎头痛击。相信任何后来者真敢如此的话，不妨先回顾下此次富士康事件。

从事态的发展上来看，这也只是富士康诉讼策略的重大调整，或者，只是其丰富诉讼策略的自然延伸，之后事态的发展还待观望。无论之后事态如何演化，同行之后还需面对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如何推动法律建设层面，在法律层面上给新闻从业者充分的从业保障，并因为这种权利的充分保证，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二是，如何通过媒体的监督功能，促使企业规范化运营（包括富士康），让现有的法律法规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执行。

对我个人来说，这两周有几个关键的时刻，一是上周四报社正式向富士康发出四点声明，一是本周一本报决定把此事正式公开，还有就是今天下午，富士康相关方面电话中曾经试探性地提出其他解决方案，我本人当即明确地提出我的原则立场，此后过了约四小时，对方正式发布诉讼策略调整。

感谢学凌兄的热心捐助和提点，我们见过面的，我记得你，你不记得我了，呵呵。在此想与兄说明的是，兄的心意领了，款项就免了。也与兄说明的是，我会站好这班岗的。我刚才的粗略交代大体能够回答你的部分疑问。

　　京城对于自感冤屈的百姓来说，是终极之地。深夜抵京，非常之时，为非常之事。

　　临走之前，在机场接到社长的电话，说是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晚上要来看望我们，黎瑞刚先生是我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他的视野和气度让我景仰，由于级别悬殊，工作两年，他对我的记忆估计也应就停留在翁宝两字上。主管领导亲自上门看望，其含义我也明了。但此刻我不能亲身感受组织的关怀了，

　　因为我要去北京。

　　在机场，矛盾交集中给妈妈打了电话，电话一通，就听到妈妈扑来的哭声，那种凄厉的恐惧，我终生铭记，我知道，我最难以承受的总来了，爸爸妈妈是昨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家乡里都传开了。他们先是看了当地的《南国都市报》，接着是一个亲戚带他去家里上网看新闻（这也是他们人生第一次上网），并告诉他，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妈妈电话里一再哭着重复的是：儿子，我们是好人，好人有好报，你现在一定要坚强。

　　关上手机，两眼模糊。

　　一直以来，我都是很平和，很内敛的，但此刻，我不必了。我该改变方式，请各位和我一起，在以后的日子，一起来好好“解剖”一下这个庞然大物富士康了。在解剖之前，有必要在这里做一公开的大征集，征集相关富士康相关的材料或数据，论据和观点，并请各位网友，富士康现有员工或者已离职员工，学界人士，法律专家，地方政府人士，相关研究机构，新闻界同行等等，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来，翁宝在此感谢各位！

　　翁宝在此请教各位的问题清单如下（不完整版本，随时会补充）：

　　1、 鸿海系素有“好讼”之名，并且，经常采取的是诉讼保全，查封对方账号资产的方式进行诉讼，我们也初步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案例，可以理解的是，对一个小企业（只要是与鸿海不对称的企业），这种手段的使用是致命的，资金被冻结，资产被查封，企业的运转只能停顿，而司法的流程也足以让任何一个企业窒息。我们要正面的问题是，把诉讼保全做为竞争手段或打击手法的企业竞争形式，以及其带来的巨大危害。请之前有过这种遭遇的企业和个人站出来与我们分享。

　　2、 富士康和深圳龙华的发展，龙华在富士康这庞然大物身上得到了什么，我们有必要细细地算一笔账：如财税贡献，如就业，如当地基础建设，如技术水准提升，如自然环境的变化，如生态建设，如当地群众的幸福感等整体发展感受层面，主体在于，富士康的发展与当地社会整体发展，社群和谐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或者，只是仅仅解决了相当的就业，以生态环境为代价，为地方GDP做出贡献？

　　3、 在富士康的用工之中，我们发现了有大规模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之强，一般企业身上没有看到。并且，许多中专和技校的学生，在其中大规模的短期实习，这也是一种我们关注用工形式，这样短期用工的管理是否合乎法理？请那些在其中亲身经历的打工姐妹兄弟们提供一手的信息。

　　4、 在富士康的内部管理上，有相当严苛的罚款制度，这种罚款制度可有法律的依据？或者，这种罚款的使用是否遵循相关的要求？

　　5、 请问那些委托富士康代工的企业：如IPOD，如HP，如NOKIA，如SONY，你们是否严谨遵循各项对代工企业的管理条文，如果富士康的生产管理不能达致你们约定的要求的话，或者，如果相关媒体报道属实的话，你们会否考虑取消委托下去的定单？还是由于共同的商业利益或者私下利益，至公众利益，劳工权益于不顾？

　　6、 感谢李锟耀先生的文章《苍狼和斯巴达终归消失》，您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一个负责任企业家的气度和视野，在此想公开请教李先生的是，面对您所认定的这些狼性十足的游牧民族习性的企业，当您在与他们进行直面商业竞争的时候，您的企业如何保证有足够的优势来保证自己的企业安全，并战胜他们？或者，您的责任意识和胸怀会否被对方视为一种软弱？

　　刚开始使用博客，还没有与诸位关注我的网友打过招呼，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各位的留言和评论，谢谢何力兄，您的仗仪让我感到您身上的“北人之气”。

　　感谢沈颢先生，是他给了我最初的从业信心，感谢林力搏先生，是他给了我机会，并把我带到这个行业。

　　10年了，确切而言，这种冲动已淡化许多，随之而来的是一直萦绕的疑问：十年了，我有了什么？

　　名吗？或许不经历这事，文不惊人不善言语的我并不为绝大多数的同仁所知，更不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了。今天还有朋友善意地开玩笑说：兄弟成名了。——但这样的成名，我倒真的不要也罢。

　　利吗？从现在依然为稻梁每日上夜班煎熬来看，就知道自己距离“财务自由”还有两万五千里。

　　那么，我还有什么？或许，从事新闻业多年的同仁，夜阑人静之时，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还有什么？！——我们的青春已经流逝，我们的人生基础却还没有；我们的激情或许犹在，但坚硬的现实已经一次次地粉碎我们的向往。——甚至于，在遭遇非难时，我们连到自己拯救自己的能量在众多庞大的组织面前都显得那么的微弱，那么无奈。

　　看同辈，官至正局，身居要职者甚多；视朋座，各有手法，积极向上，各有所归，唯自己一直不思进取，也无力进取。论钱财，囊中羞涩，论地位，还是卑微蚁民。这是我自己的写照，也应该是众多从业多年媒体中人的写照。

　　我们的青春和精力都随着我们的血性和冲动挥洒了。看着那些年轻的活跃的身影，我总记得，自己在各地艰苦的采访；总还记得，遭遇的那些非难或围剿；总还记得，许多自己辛苦的文字都成了枯灯下的孤本。我们还有什么？！

　　我也知道，众多年轻的优秀的记者们，他们在挥洒自己青春，追求新闻理想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考虑未来的，甚至于，他们是不会考虑自己的利害的，但现在，富士康事件显然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该一起痛苦面对的时候了。即便我们一百个地不在乎其他，一百个地与人为善，但恐吓或灾难或许就在背后，如影相随。

　　我们可以不考虑其他，但是，起码的从业权利和职业尊严是我们的底线。而现在，有人在公然挑战这种底线。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新闻的老兵，总记得那句著名的话：老兵不会死去，他只是慢慢消失。

　　——即便是慢慢消失，我也会挺直腰杆慢慢消失。

　　因为王佑的报道，作为记者的王佑和作为王佑“领导”的我遭遇了所有财产被查封的遭遇。——这种抛开报社，直接针对记者个人的诉讼；这种以巨额索赔为开局，以巨额诉讼成本为威慑的诉讼形式；这种以法人开户银行为担保，直接申请查封记者个人私有财产的方式，凡此种种，显然是在挑战作为一名记者起码的职业权利和尊严，显然是在挑战传统的媒体纠纷处理形式，并极致地威逼新闻从业者个人所能承受的局限。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承受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个月里，我个人一直与诸位同仁坚持的是，出于对企业的理解和对郭先生本人的敬重，以最大之耐心，以最大之诚意，达致双方的协调或和解。但是，面对一个傲然的企业机器（他们自称为成吉思汗）和“骁勇”的企业性格，我们的诚意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就如当初悍然以这种诉讼保全方式把我们送上法庭，把我们的财产悍然查封一样，这样的“强势心理”今日依然延续。

　　报社的声明上午发出去之后，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有各位新闻界的同行，有众多北大的校友，还有许多法律界人士，其中，《商务周刊》的主编高昱先生的一番话让我戚然：今天是你被查封，明天可能就是我了。

　　是啊，媒体从业者或许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困境，他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在一个企业权力急剧延伸，在一个法律体系对新闻从业保护日显单薄的今日，传媒业会是怎样的一种“高危行业”——无论你是怎般的善意，无论你是怎样地努力，无论你是怎样地接近事实本身。任何一方都可能会以法人的身份对任何一个记者的任何报道疑问提起高额的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记者的私有财产。

　　这就是此事的潜含义，也是媒体未来可能的生存现实。如果事情真如一些人所判断所演化的话。

　　我的父母他们还不知道这事，我知道在乡下年迈的他们不能经受儿子再小的小事，更不提这1000万巨额的索赔。王佑的存款之中一部分是她的母亲为他私下存的嫁妆，而那房子则是她父母穷毕生之力艰难而买，一个仅仅需要女儿幸福展开的母亲，在她的退休之年却要遭遇这样的痛苦。我能够感觉的是，王佑母亲此刻的担心和恐惧——这种恐惧仿佛施加与每一个新闻业同仁的父母亲，各位同仁都将会因为这个案子本身的进展而经受。

　　这段日子，我还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经历和思考，告知各位此事的进展。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从现在开始一起与我们经历这段岁月这的人们！你们的善良支持着我与王佑，谢谢。